首页 男生 推理悬疑 案藏杀机:清代四大奇案卷宗

第四章、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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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审的官员势力很大。但出人意料的是,慈禧太后却没有批准,理由是按照清朝惯例,刑部作为职掌全国刑狱的部门,事务极为繁忙,凡外省审理过的案件,不能再递交到刑部重新审理。不过,慈禧太后虽然否定边宝泉的提议,但却同意将此案案卷交给刑部详细审研,看是否有可疑之处,一一标出后,再交胡瑞澜进一步查究明晰。显然,这既是慑于朝野的舆论压力,也有慈禧太后复杂的心理在里面。

江浙是朝廷赋税重地,也是慈禧太后心中最深的痛。自太平天国平定,江浙之地一直为湘军所把握,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。清廷曾经想努力改变湘军坐大一方的局面,并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,然而随着同治九年(1870)七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南京遇刺,朝廷从湘军手中夺回江浙的计划彻底破产。尽管湘军鼻祖曾国藩不久后去世,但江浙地方实权长期把握在湘军一系手中,即使是中央政令,也经常有力所不能及的时候。杨乃武小白菜案为浙江封疆大吏亲自审定的要案,如果轻易发到刑部复审,那些浙江地方官员如何能服气?浙江巡抚杨昌浚为湘军重要将领,在已经七审七决的情况下再怀疑他的审案结果,湘军那些人会不会又认为朝廷是有意针对他们?就算杨乃武小白菜有冤情,考虑到种种不稳定的因素,慈禧太后也不愿意轻易与地方失和。但另一方面,如果真的是冤案,也许反倒是向湘军下手的一个机会。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,慈禧太后这才同意将案情发给刑部审查。

刑部接到案卷后不敢怠慢,抽调大量人手日夜阅览材料,目的只有一个——那就是找出疑点。很快,一些疑点被罗列出来:如杨乃武向“钱宝生”购买砒霜,“钱宝生”作为最重要证人,却仅仅被余杭知县刘锡彤传讯过一次,其后各次审讯均未提鞫,也从来没有让杨乃武与其当面对质,这岂不是太不合情理?

刑部提出的疑问被发给浙江学政胡瑞澜,要求他如实答复。胡瑞澜本来就是个学者,擅长文字上的功夫,立即上了一篇长奏,不但回答了刑部的疑问,还对所有疑问都作了细致弥缝,整个案情看起来更加无懈可击。

因为众人心中已经认定杨乃武是冤案,而朝中大臣为了迎合慈禧太后想借机对浙江官员下手的人大有人在,胡瑞澜这种答复当然不能令人满意,质问他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就在这个时候,经手杨乃武案的重要人物浙江按察使蒯贺荪突然于光绪元年(1875)十二月初二病死。不久前,蒯贺荪之子也已经病死。街头巷尾将其父子之死与杨乃武案联系起来,为此议论纷纷,满城风雨。

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没有停止对此案的关注。在他的努力下,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召集了在京任职的浙江籍官员,发动大家要为家乡做实事,当然,这实事就是要为杨乃武翻案。如果杨乃武冤情不得昭雪,整个浙江的读书人都将没有面子。在夏同善的号召下,浙江籍京官包括内阁中书汪树屏、罗学成,翰林院编修许景澄,户部主事潘自疆,吏部主事陈其璋,户部主事张桢、何维杰、周福昌、吴昌祺、徐世昌、徐树观,刑部员外郎郑训承,刑部主事濮子潼,刑部员外郎汪树堂(汪树屏兄长),主事戚人铣,工部员外郎吴文谔、邵友濂,工部主事梁有常共十八人,联名写了一份呈词,其中举出了杨乃武一案中种种可疑之处,还增加了他们听闻来自家乡的消息,要求朝廷将此案交给刑部审理,并昭示天下,以释群疑。又说此案如不平反,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。呈词由二十八岁的浙江余杭人李福泉呈递到都察院。

十八名官员联名呈控非同小可,都察院立即奏报给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尚在犹豫不决之时,与夏同善关系亲密的刑部侍郎袁保恒(河南项城人,袁保庆堂弟,袁世凯叔父)与大学士翁同龢也上奏疏指出胡瑞澜结案报告中疑点重重,如果再要胡瑞澜重审,只能适得其反,他必然全力掩盖案情中的漏洞和疑点,弥缝周圆,只有将此案发刑部重审,才能秉公论断。慈禧太后见杨乃武案已经轰动天下,又有这么多的浙江籍官员支持重审,疑虑被打消了,当即同意将此案发到刑部重审。刑部尚书皂保和桑春荣接奉谕旨后,不敢拖延,一面组织官吏阅览此案的全部卷宗,一面通知浙江巡抚杨昌浚,将有关犯人和证人押解到北京刑部。此时,已经是光绪二年(1876)的正月。

然而,光绪二年(1876)正月十六,杨乃武一案中最重要的证人“钱宝生”突然在杭州大狱中暴毙身亡。事情发生在最关键的时刻,“钱宝生”之死自然引来多方猜测。浙江巡抚杨昌浚和浙江学政胡瑞澜上报说“钱宝生”是在狱中病故。但有衙役说“钱宝生”是自缢身死。也有曾与“钱宝生”同狱的犯人出狱后说,“钱宝生”是余杭知县刘锡彤和杭州知府陈鲁联合买通狱吏杀死的,为的是杀人灭口。《申报》的报道则说胡瑞澜为答复刑部疑点,曾将“钱宝生”提杭州审讯,之后派差役押解其回余杭县,“钱宝生”回到家中,突然腹痛如绞,随即病故。

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,直接证人“钱宝生”一死,给审案带来极大的影响。无奈之下,只好由“钱宝生”的母亲姚氏和药铺店伙杨小桥作为替补证人。在临出发前,杨乃武家人找到杨小桥,送上银洋六百元,不求其他,只求他能说实话。

因为担心路途上再出意外以及犯人、证人串供,押解分批进行。最先被押解上路的只有小白菜一人,她坐在囚车当中,枷锁镣铐加身,四周都是戒备森严的兵丁衙役。虽然是生平第一次踏上了远途,但前方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,心情之凄凉可想而知。当时舆论虽然支持翻案,但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,同情的均是杨乃武,对攀诬杨乃武的小白菜则极尽辱骂鞭挞之能事。《申报》更是公然报道她“本为土娼”,并不是葛品连明媒正娶的妻子,她一个人下毒谋害了丈夫葛品连,又诬陷素有仇隙的杨乃武,作为报复。相比于杨乃武备受怜悯关注的处境,她可谓千夫所指了。

第二批押解的是证人,包括喻氏(葛品连母)、沈体仁(葛品连继父)、王氏(小白菜母)、王心培、何春芳、姚氏(“钱宝生”母)、店伙杨小桥等,一共数十人。浙江巡抚杨昌浚曾以姚氏患有癫痫病、王氏有年幼女儿为借口,请求免提二人进京,只写出证词画押即可。但被刑部断然拒绝。

杨乃武被单独安排在第三批。一路上,他和小白菜的刑伤都得到了治疗,这是因为之前胡瑞澜等人均上报说没有动用酷刑。因为刑部的严密关注,沿途均由当地官府照顾,路上倒是没有出什么差错。

光绪二年(1876)三月二十七日,第二批上路的证人抵达北京。在按照惯例搜身时,刑部人员从葛品连的母亲喻氏身上搜出一张字条,写着“刑部司员文起暨浙江粮道如山宅内居住之刘殿臣,余杭县署内姜位隆恳托”的字样。因为字条中涉及刑部官员,刑部立即如临大敌,审问喻氏字条从何而来。喻氏说是家乡余杭的远亲姜位隆所写,担心她来北京后无依无靠,让她投靠文起和刘殿臣。调查后,发现刑部司员中并没有一个叫文起的人,只有个叫文超的。因为杨乃武案情重大,刑部不敢疏忽任何一个细节,为了证实喻氏的话,竟然发告示在全国通缉刘殿臣和姜位隆。后来才知道,姜位隆本来要写的是“文超”,粗心写成了“文起”。此事弄得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,不过最后只是虚惊了一场。经查,文超、刘殿臣和姜位隆均与案情无关。

有意思的是,这次检查还查出了证人詹善政并不是真的詹善政,原来詹善政不愿意进京作证,已经潜逃躲避起来,改由杨乃武岳母张氏家的帮工王顺发顶替。经过一番折腾后,詹善政最终还是被缉捕,押解进京。

等到涉案人员全部抵京后,刑部举行了一次大审,又叫三法司会审,指由刑部主审,都察院、大理寺会审。主审官是刑部尚书桑春荣和皂保,发话讯问的是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刚毅和另一位都察院刑科主事。当时赶到刑部署中观审的官员不计其数,“观者如堵”,后来者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。然而在审讯过程中,大堂上下鸦雀无声,众人无不倾耳细听案情经过。可见这一案件当时瞩目的程度。

犯人一带上来,就明显有受过酷刑的痕迹,这一点与之前杨昌浚具题、胡瑞澜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一节显有不符。因为杨乃武的膝盖受刑时受过伤,还没有痊愈,无法下跪,审讯官破例允许他坐在地上回答。杨乃武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,于是就推翻前面的口供,说出了自己案发时根本就不在余杭,后来承认有罪,都是畏刑诬服。

到小白菜时,她开始尚不敢翻供。姿色出众的她虽然一再受刑,很是憔悴,但依旧还是能见到当日风韵。审讯官见她畏惧,料到是怕上刑,便温言安慰,鼓励她照实直说。小白菜终于鼓足勇气,说只以为丈夫病死,不知丈夫是服毒,毒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,杨乃武并没有给她毒药,二人也无奸情。

其他证人也均据实作证。“钱宝生”母亲姚氏和店伙杨小桥均说药铺从来没有进过砒霜,也没有见过杨乃武。尤其是仵作沈祥供认,验尸时并不能确认葛品连是中砒霜而死。形势急转直下,开始对杨乃武、小白菜有利。为了确认葛品连的死因到底如何,刑部紧急调运葛品连的尸棺到北京,准备重新勘验。路途遥远,为了防止尸棺被调包,刑部进行了严密的防范,派出兵丁押送,并在棺材上贴上封条。

光绪二年(1876)十二月初九,葛品连尸棺运抵京城,停放在朝阳门外的海会寺前。刑部尚书皂保率领刑部官员,偕同五城兵马指挥等地方官,在海会寺前当众开棺验尸。犯人和所有证人也都被押到现场。杨乃武和小白菜身穿红色囚衣,被关在一旁的木笼当中。由于影响巨大,前来观看开棺验尸的人山人海,甚至还有一名法国记者。

刑部选调的荀义、连顺都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望的老练仵作。二人打开棺材后,发现尸体皮肉已经腐烂殆尽,只剩下骨殖。如果是中毒,骨殖应呈青黑色。二人由上至下仔细详验,发现葛品连囟门骨、胸部龟子骨、牙齿、牙龈、手指、足趾骨尖及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,并无砒霜中毒的迹象,尸骨经过蒸煮也没见异常,与《洗冤录》所载正常病死符合。最后得出权威结论:葛品连确系因病而亡,并非中砒毒而死。

结果一经宣布,现场欢声雷动。法国记者急忙跑到木笼边,对杨乃武和小白菜喊道:“无毒!无毒!”据说后来这位法国记者还到浙江采访过杨乃武,并在国外媒体上作了报道。

刑部官员又当众询问余杭知县刘锡彤、仵作沈祥当时勘验情况。二人承认,原来勘验时,试毒银针并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复擦洗,不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程序;沈祥向刘锡彤只报服毒而死,却未报何毒致死。

至此,案情已经基本清晰。

光绪二年(1876)十二月十六日,刑部尚书皂保命将所有犯人、证人带到大堂,环跪一圈,当面对质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没有人敢再说假话、作伪证。全案的来龙去脉,始末经过,至此全部水落石出。历时三年,经过七审七次误判的疑案,屡经曲折,柳暗花明,至此终于大白于天下。

伍、悲多欢少的结局

杨乃武小白菜一案真相大白后,剩下的就是结案量刑的问题。对于犯人、证人还好说,对于之前历次承审官员的处理就是个难题了。尤其是杨昌浚、胡瑞澜这样的一品大员,身后还有湘军做靠山,要下决心查办,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如果说之前的党争还只是潮流暗涌的话,随着案情的明朗,朝中大臣很快就分成了两派,派系争斗公开化了。

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,翰林院编修夏同善、张家骧为首,主张对浙江承审官员严惩不贷。这一派多是浙江、江苏人,称为江浙派。又因为大多是文臣谏官,因而被称为朝议派。

另一派则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,应该维持杨昌浚、胡瑞澜原判。这一派以湖南、湖北籍大臣居多,称两湖派。因掌握地方实权,又称为实力派。不过他们的首脑人物,并非两湖人士,而是贵州平远人丁宝桢。

丁宝桢的出现十分富有戏剧性。他当时任四川总督,刚好回京城办事,听说刑部在海会寺当众开棺验尸后,立即气势汹汹地赶去刑部,斥责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,说葛品连已经埋到地下三年,毒气早已消失,不能凭尸骨呈现黄色就认定不是中毒死亡,而是应该维持杨昌浚原判。还大发雷霆地说:“这个铁案如果要翻,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,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。”当时桑春荣已经写好了参革各承审大员的奏疏,丁宝桢声色俱厉的态度当即就把他吓坏了,竟然当场答应先压下奏疏,慎重研究后再说。

丁宝桢声名鹊起、令天下人刮目相看是在同治八年(1869)。那一年的七月,慈禧太后派亲信太监安德海出京,被当时还是山东巡抚的丁宝桢抓住后就地正法。因为这一件事,京官都十分畏惧丁宝桢。更有一种传说广为流传,说在背后支持丁宝桢的就是恭亲王奕和慈安太后。正因为如此,丁宝桢大闹刑部的直接介入令杨乃武小白菜结案的局面更加复杂化,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朝廷与湘军军事集团之间的争斗那么简单,传说恭亲王奕和慈安太后均有意趁此机会打压慈禧太后,所以丁宝桢才气焰极盛。

正因为涉及种种势力,慈禧太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,无论偏袒哪派,另一派都不会答应。就在这位帝国的最高执政者犹豫不决的时候,都察院御史王昕上了一道奏折,这就是著名的《奏杨乃武葛毕氏冤案折》。奏折全文如下:

伏读本月(光绪二年十二月)十六日上谕: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,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连身死一案,该县原验葛品连尸身系属限毒殒命,现经该部复验,委系无毒因病身死,所有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,着即行革职,即着刑部提集案证,讯明有无故勘情弊,及葛品连何病致死,葛毕氏等因何诬认各节,按律定拟具奏。钦此。仰见我皇上钦恤用刑,慎重民命之至意。臣愚以为期罔为人臣之极罪,纪纲乃驱下之大权。我皇上明罚敕法,所以反复求详者,正欲伸大法于天下,垂炯戒于将来,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己为。

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,钦派学臣复审于后,宜如何悉心研鞫,以副委任。万不料徇情枉法,罔上行私,颠倒是非,至于此极。现经刑部勘验,葛品连委系因病身亡,则其原定供招证据尽属捏造,不问可知。夫借一因病身亡之人,罗织无辜,锻炼成狱,逼以凌迟重典。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,独不解杨昌浚、胡瑞澜身为大臣,迭奉严旨,何忍朋比而为此也。胡瑞澜承审此案,熬审逼供,唯恐翻异,已属乖谬。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,复敢狂易负气,刚愎怙终,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,无关罪名出入,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。是明此案尽属子虚,饰词狡辩,淆惑圣聪,其心尤不可问。而杨昌浚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,竟公然斥言应取正犯确供为凭,纷纷提解,徒滋拖累。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,我皇上不应允准,此其心目中尚复知有朝廷乎?臣揆胡瑞澜、杨昌浚所以敢于为此者,盖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,皇上冲龄践祚,大政未及亲裁,所以藐法欺君,肆无忌惮。此其罪名,岂止如寻常案情专欲故人误入、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?

臣惟近年各省京控,从未见一案平反,该督抚明知其冤,犹以怀疑误控奏结。又见钦差查办事件,往往化大为小,比小为无,积习瞻徇,牢不可破。惟有四川东乡县一案,该署督臣文格,始而回护,继而检举。设非此案在前,未必不始终欺饰。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,转移之机正在今日。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,朝廷必不稍事姑容。惟念案情如此支离,大员如此欺罔,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,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。且恐此端一开,以后更无顾忌,大臣尚有明比之势,朝廷不无孤立之忧。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,明降谕旨,将胡瑞澜、杨昌浚瞻徇欺罔之罪,予以重惩。并饬部臣秉公严讯,按律定拟,不得稍有轻纵,以伸大法于天下,以垂炯戒于将来。庶几大小臣工知所恐惧,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矣。

这道奏折语气尖锐,除了弹劾胡瑞澜等承审官员“罗织无辜,锻炼成狱”外,更是巧妙地把胡瑞澜的胆大妄为归结为欺负“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,皇上冲龄践祚,大政未及亲裁”。慈禧太后读到奏折后,勃然变色,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光绪三年(1877)二月十六日,最后的结果终于显现,刑部向两宫皇太后和光绪皇帝上奏本案审理结果,拟处: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,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,因清律规定年逾七十的罪犯可以以银赎罪,当时刘锡彤年过七十,判决还特别规定他不准收赎;生员陈湖(陈竹山)已在监狱病死,免予追究;仵作沈祥杖八十,徒二年;门丁沈彩泉杖一百,流放两千里;杭州知府陈鲁,宁波知府边葆城,嘉兴知县罗子森,候补知县顾德恒、龚世潼、郑锡滜均革职;按察使蒯贺荪已病故,不论;训导章濬(即章纶香)革职;喻氏(葛品连母)杖一百,徒四年,须交银才能赎罪;王心培杖八十;“钱宝生”已经病死,免予追究;姜位隆、刘殿臣各笞四十。

对于浙江巡抚杨昌浚、学政胡瑞澜,二人均是从一品官员,刑部不敢拟处,而是“恭候钦定”。奏折递上去的同一天,谕旨下达,将杨昌浚、胡瑞澜二人即行革职。

对于本案的两个主要人物,杨乃武与小白菜虽无通奸,但同食教经,不知避嫌,并在申冤诉状中诬陷何春芳等人以脱己罪,杖一百,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;小白菜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、诵经读诗,不守妇道,致招物议,杖八十。

至此,历时三年半、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结束。

一件没有杀人犯的葛品连病死案,却导致自巡抚、学政至司道府县被革职者十六人,镌级撤任被议者十余人,号称百年来巨案。有人为此叹道:“此案所以成为轩然大波者,良非无故。盖其中有科名门第之争,官民之争,省籍成见之争,内外官之争,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。……各方勾心斗角之态可掬。”(黄濬: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)可谓一针见血的精辟点评了。

光绪三年(1877)二月底,京师寒风凛冽,备受身心折磨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终于走出了刑部大牢,重获自由。杨乃武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早已经等候在门口,当他看到为自己历经艰辛的姐姐杨菊贞和妻子詹彩凤时,忍不住泪如雨下。对于那些危难之中帮助他的朋友,他只能用伏地叩拜来表示感谢。

而一边的小白菜就相当形只影单了,没有一个亲人来迎接她。她本来也不在意他们,此时她唯一想做的事情,就是走过去对杨乃武说上几句话,表达她的愧疚之情。然而,当她看到杨乃武形容枯槁、双腿已经残废时,再也没有勇气。她默然转身离开,泪水无声地流过了她的脸颊。

杨乃武后来去拜会叩谢在京的浙江籍官员,有见的,更多的却是不见的。对此,杨乃武也无话可说。这已经不是人情冷暖的简单问题,那些人帮助他,有出于同情的,也有要趁机搞政治斗争的,但无论如何,人家终究是帮了他的。

之后杨乃武回到余杭老家。他家人为了救他,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。靠着胡雪岩的资助,他重新开始了生活,以养蚕种桑为生。在他的悉心培育下,其所育“风采牡丹,杨乃武记”蚕种竟然成为名种,远近都来购买。对于亲身遭受的冤狱,杨乃武并没有忘记,曾将此案的邸报抄录下来,还将案情经过补写了日记。可惜后来这些珍贵的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均散失。不过其妻詹彩凤生有一子一女,儿子名杨卿伯,女儿名杨濬。杨濬后来根据自己记忆中的父亲所写的日记,写下了《记我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》。本章中不少细节均根据这篇文章而来。民国三年(1914),杨乃武病故,终年七十四岁,葬于余杭西北舟枕乡安山村附近。

小白菜回到余杭后,公婆和生母都不再接纳她,孤苦无依的她只好到余杭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,法名慧定。因庵里香火不盛,只好以养鸡种菜为生。从此,小白菜就在晨钟暮鼓、青灯蒲团中了却残生。

终究还是悲多欢少的结局吧。她有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杨乃武,回首前尘往事,不由得恍然如梦,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得到过哪怕一点点他的心。“花径尘香鸟自啼,屧廊人去苔空绿”。这,大概就是命运的安排吧。

民国十九年(1930),小白菜圆寂,终年七十五岁,葬于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。据说临死前她托人写了一张字纸,大意是说:“杨二爷蒙天大不白之冤,人身受尽残酷摧残,遭终生之残,此时此事,终生难忘。均我所故,均我所害。二爷之恩,今生今世无法报答,只有来生再报。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,纯属清白。后人如有怀疑,可凭此字条作证。”可见她至死也没有忘记杨乃武。

死者已逝,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却被编成戏曲,从此流传民间。

——全书完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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